【湛庐文化旗舰店】 白板 正版 史蒂芬·平克'语言与人性'四部曲之一 全美超级畅销书 认知心理学 社会科学 人性论 白板说.

[基本信息]

分 类：认知心理学/社会科学 

书名：《白板》（The Blank Slate）

作者：（美）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

译者：袁冬华

定价：(咨询特价)         开本：16K            印张：35

出版时间：(咨询特价)年12月               责编：郝莹李亚楠华小小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品牌：湛庐文化

丛书名:无            页码：  560页        字数：570千

ISBN:  978-7-213-07636-7    

CIP:Ⅰ.①白… Ⅱ.①平… ②袁… Ⅲ.认知心理学 ① Ⅳ.①B842.1

 [编辑推荐]

l 当代最伟大思想家、TED演讲人、世界顶尖语言学家和认知心理学家史蒂芬·平克经典重现；

l 史蒂芬·平克“语言与人性”四部曲之四，继《语言本能》《思想本质》《心智探奇》后又一力作；

l 观点独到精辟，立论严谨周密，论证新颖犀利，例证丰富新鲜，行文汪洋恣肆；

l 湛庐文化出品。

[目录]

前言

第一部分白板说的兴起与挑战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人性论，以便对他人的行为做出预期。约翰· 洛克的“白板说”在当今知识界占据着重要地位，卢梭的“高贵的野蛮人”和笛卡尔的“机器中的幽灵”也颇受追捧。今天，很多学者向这些昔日的主流理论发起了挑战。

01三种流行的人性论

02人性理论的前世今生

03连接生物学与文化的四座桥梁

04文化是有助于人类生存的一种独特设计

05最后的抵抗

第二部分 科学视角VS政治视角

有关人性的新科学发现，激起了强烈的政治反响。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和蒂尔尼的《埃尔多拉多山的黑暗》所引发的论宅持续了数十年之久。1978年，威尔逊在美国科学促进会发表演说时，一个抗议者更是直接拿着一个大水罐向他泼水。

06两本著作引发的论战

07三位一体

第三部分 我们为什么不必为人性而担忧

我们今天的道德观要在生物学事实面前进行调整，这主要不是因为事实已经摆在那里，而是因为“白板说”的道德论证方法非常肤浅。历史上一些最伟大的思想家的生活哲学，展示了它们与有关人性的科学发现带来的道德挑战之间的关系。我们终将明白：新的意义和道德概念，一定会在“白板说”消解的基础上兴起。

08不平等之忧

09不完美之忧

10决定主义之忧

11虚无主义之忧

第四部分 认识自我

   若想要人们相信人类本性的存在，我们就必须阐明人类本性究竟是什么，以及这样的信念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意义。对认知的形成以及对人类认知能力局限性的认识，使我们对人类苦难的根源以及道德错觉的产生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12触摸现实

13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

14人类苦难的诸多根源

15不可避免的道德错觉

第五部分 敏感话题

   在“人性”这一研究领域，政治、暴力、性别、儿童和艺术都属于敏感话题。社会心理学家发现，即便在最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中，也能发现一些争论双方共同的价值观，他们的分歧仅仅在于，在这些价值观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更强调哪一种。

16政治

17暴力

18性别

19儿童

20艺术

结 语 人性，存在于艺术家的文字里

  “白板说”关注儿童、土著居民和社会底层群体，因此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理论。但“白板说”否定了我貌有的人性、与生俱来的志趣和我们的个人喜好，因此“白板说”有阴暗、消极的一面。诗人和小说家的艺术作品，是对人性存在观念的最大支持，他们的文字要么是对人性的想象，要么是对现实生活中人性的深刻洞察。

后记

译者后记

[目录]

前言

第一部分白板说的兴起与挑战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人性论，以便对他人的行为做出预期。约翰· 洛克的“白板说”在当今知识界占据着重要地位，卢梭的“高贵的野蛮人”和笛卡尔的“机器中的幽灵”也颇受追捧。今天，很多学者向这些昔日的主流理论发起了挑战。

01三种流行的人性论

02人性理论的前世今生

03连接生物学与文化的四座桥梁

04文化是有助于人类生存的一种独特设计

05最后的抵抗

第二部分 科学视角VS政治视角

有关人性的新科学发现，激起了强烈的政治反响。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和蒂尔尼的《埃尔多拉多山的黑暗》所引发的论宅持续了数十年之久。1978年，威尔逊在美国科学促进会发表演说时，一个抗议者更是直接拿着一个大水罐向他泼水。

06两本著作引发的论战

07三位一体

第三部分 我们为什么不必为人性而担忧

我们今天的道德观要在生物学事实面前进行调整，这主要不是因为事实已经摆在那里，而是因为“白板说”的道德论证方法非常肤浅。历史上一些最伟大的思想家的生活哲学，展示了它们与有关人性的科学发现带来的道德挑战之间的关系。我们终将明白：新的意义和道德概念，一定会在“白板说”消解的基础上兴起。

08不平等之忧

09不完美之忧

10决定主义之忧

11虚无主义之忧

第四部分 认识自我

   若想要人们相信人类本性的存在，我们就必须阐明人类本性究竟是什么，以及这样的信念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意义。对认知的形成以及对人类认知能力局限性的认识，使我们对人类苦难的根源以及道德错觉的产生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12触摸现实

13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

14人类苦难的诸多根源

15不可避免的道德错觉

第五部分 敏感话题

   在“人性”这一研究领域，政治、暴力、性别、儿童和艺术都属于敏感话题。社会心理学家发现，即便在最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中，也能发现一些争论双方共同的价值观，他们的分歧仅仅在于，在这些价值观发生冲突的时候，应该更强调哪一种。

16政治

17暴力

18性别

19儿童

20艺术

结 语 人性，存在于艺术家的文字里

  “白板说”关注儿童、土著居民和社会底层群体，因此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理论。但“白板说”否定了我貌有的人性、与生俱来的志趣和我们的个人喜好，因此“白板说”有阴暗、消极的一面。诗人和小说家的艺术作品，是对人性存在观念的最大支持，他们的文字要么是对人性的想象，要么是对现实生活中人性的深刻洞察。

后记

译者后记

[内容简介]

l 关于主流人性论的颠覆性反叛，破而后立，进而建立起新的意义和道德观念，重塑对人性的信心。

l 阐明人性的本源、内涵及局限，追溯人类诸多苦难的根源，拨开道德错觉的迷雾，直达现实的彼岸。

l 直面人性科学研究领域的诸多热点话题：政治、暴力、性别、儿童及艺术，发现诸多现实冲突背后的分岔路口及共享的普世价值观念。

l 一场探索人类本性的奇幻之旅。

l 史蒂芬·平克“语言与人性”四部曲之最后一部。

[各方赞誉]

人类的思想与行为，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受先天因素的影响，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在《白板》这本书里，史蒂芬·平克从认知神经科学、行为遗传学和进化心理学等领域收集了大量科学证据，对人类心智的起源进行了科学论证，文笔流畅，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

                                                                    彭凯平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终身教授

史蒂芬·平克是当代最负盛名的认知科学家和科普作家。在《白板》一书中，平克教授用轻松幽默的语言、新颖独到的论证，举重若轻地将哲学、人类学、生物学、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等多个领域融会贯通，全方位多角度地向读者展示了不同学术流派关于人类本性的探讨和论争，并从道德、情感和政治等层面分析了人性“白板说”对当今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阅读这本书，你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自我，更加透彻地看懂社会，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人类的本性。这本书会让你爱不释手！

                                                                   周晓林

                      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北京大学脑科学与认知科学中心主任

人很伟大，但人并不完美。“白板说”认为，人的大脑并不存在固有的结构，而是可以由社会或者我们自身随意塑造的。真是这样吗？人的大脑很可能更像是多层电路板，已嵌入无数遗传基因密码，同时依赖于后天的开发和塑造。

                                                                     傅小兰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认知心理学研究员

《白板》是一部杰作！即便不能说它比《语言本能》和《心智探奇》更好看，但至少可以说它跟它们一样好！作为首屈一指的思想家和作家，史蒂芬·平克为年轻学者树立了最好的榜样。平克是一颗明星，有他实乃科学界的运气。

                                                            理查德·道金斯

                                    著名生物学家，畅销书《自私的基因》作者

平克在《白板》一书中勇敢地涉足了一些敏感议题，他沉着冷静地摆事实，为自己鼎力支持的、极具颠覆性的达尔文思想提供了坚实的证据。这种颠覆性，不是颠覆我们珍视的好东西，而是颠覆那些起误导作用的流行观念。对于这些重要议题，尽管我不完全同意平克的观点，但他理性探寻的精神是值得赞赏的。

                                                            丹尼尔·丹尼特

                                  塔夫茨大学哲学教授，畅销书《直觉泵》作者

平克为我们指明了如何进行建设性争论的正确方向：政治学家要直面科学，而不是简单回避。

                                                             弗朗西斯·福山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畅销书《政治秩序的起源》作者

非常难得的一本好书！勇气可嘉，文笔极好，影响深远。

                                                               保罗·布鲁姆

                                 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畅销书《善恶之源》作者

[精彩样章]

前 言

   “不要再写关于天性和教养的书了！真的还有人相信人类心智就是一块白板吗？对那些一部分孩子的父母来说，或者对异性恋者来说，或者对那些注意到儿童能够学会语言而家中宠物却无法学会语言的人来说，人类生来就具有某些天赋和秉性，这不是很明显的事实吗？难道还有人相信遗传和环境的简单二分法吗？我们难道不都觉得人类所有的行为都属于遗传和环境交互作用的产物吗？”

人类心智=天性+教养

当我向周围同事说明这本书的写作计划时，他们都表现出了上述反应。乍看起来，他们的反应并不是没有道理。天性和教养之争是一个过时的话题。但凡对当前心理和行为研究领域比较熟悉的人，都会看到下面这样一些持中间立场的观点：

如果读者觉得单纯用基因或者环境因素而不用考虑另外一种因素就能解释清楚，那只能说是因为我们未能清晰地揭示另外一种要素的作用。对我们来说，基因和环境都会对这个问题产生影响。二者是如何共同发挥作用的？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是坚定的不可知论者，我们无法确定，因为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让我们做出判断。

本书不是那种认为任何行为都是由基因决定的书籍。环境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基因。儿童在成长过程中的经历与他们与生俱来的特质具有等同的重要性。即便某个行为是可遗传的，但就个体的行为而言，它依然是个体发展的产物，因此它与环境因素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现代观点认为，表现型是由基因和环境因素共同决定的，这实际上意味着，文化传统（儿童从他们的父母那里模仿而来的行为）是最为关键的因素。

如果你觉得这些平淡无奇的折中表明人们都已经超越了天性与教养之争，那你就得三思了。实际上，我引用的这几段话出自过去10年中最具煽动性的三本书，第一段话出自理查德· 赫恩斯坦（Richard Hernstein）和查尔斯· 默里（Charles Murray）合著的《钟形曲线》，这本书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美国黑人和白人在平均智商水平上的差异是由基因和环境两个因素共同造就的。第二段话出自朱迪思· 里奇· 哈里斯（Judith Rich Harris）的《教养的迷思》（The Nurture Assumption），这本书的观点是：儿童的人格是由他们的基因以及环境决定的，因此儿童和父母的相似性源于他们之间基因的共性，而不是源于父母的养育。第三段话出自兰迪· 索恩希尔（Randy Thornhill）和克雷格· 帕尔默（Craig Palmer）合著的《强奸的自然史》（A Natural History of Rape），他们的观点是，强奸不单单是文化的产物，还根源于男性的性欲。由于他们用教养和天性两种因素而不仅仅是教养一种因素来解释人类行为，这些作者遭到了各种抗议、斥责，受到新闻媒体的严厉抨击，甚至于美国国会的公开指责。其他一些人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而他们的言论则受到审查，人身受到攻击，甚至有人威胁说要对他们提出指控。

人类心智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天性和教养共同作用的结果，尽管这种观点可能最终会被证明是错的，但它并不是空洞无聊的，也并非无懈可击的，即便是在21世纪，当这一议题出现了数千年之后依然如此。在解释人类的思想和行为时，那些认为遗传有可能发挥了一定作用的观点依然会让很多人感到不安。在这些人看来，承认人性的存在就会导致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战争、贪婪、种族灭绝、虚无主义、反动政治，以及对儿童和其他处境不利人群的漠视。任何主张人类拥有先天的大脑组织的观点都会给人们带来冲击，人们并不是把这种观点可能错误的假说，而是将其视作一种不道德的思考方式。

本书要探讨的是人性这一概念在现代生活中所引发的道德、情感和政治上的反应。我将从历史的角度来追溯人类是如何将人性视作一种危险观念的，我将试图揭示形成这种看法的道德和政治源头。虽然没有一本探讨人性的书能够避免争议，但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想追求“炸性”，虽然将这个词汇放在书本封面上效果会不错。我也不会像很多人认为的那样，用极端的“天性”立场来反驳极端的“教养”立场，也不会说真理就在于这二者的折中。在一些情境下，极端的环境决定论者的观点确实是正确的，比如你会讲哪种语言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不同种族的人们在测验成绩方面的差异则提供了另外一种例证。在其他某些情境下，比如就某些遗传性的神经性疾病而言，极端的遗传论者的观点则是正确的。

在大部分情境下，要想对人类行为做出正确的解释，需要探讨遗传和环境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文化很关键，但如果人类大脑不具备创造和学习文化的能力，那么文化也就不存在了。本书并不是说基因决定一切，文化毫无影响（也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而是要探讨为什么一些极端立场（文化决定一切）会被人们认为是比较温和的，一些比较温和的立场反而会被认为是比较极端的。

并非像很多人担忧的那样，承认人性的存在会带来一系列消极的政治含义，比如说，它不会要求人们放弃女性主义，或者接受当前存在的种种不公或暴力，或者把道德性看成是虚幻的产物。在本书的大部分章节中，我都不会提出某些特定的政策，或者推进左派或者右派的政策议程。在我看来，围绕着政策产生的争议总是涉及不同的价值观之间的权衡，我们可以用科学来验证而不是解决这种权衡。我将向读者表明，许多权衡都源于人类的本性，通过确认这些特性，我希望我们在进行集体选择之前能够获得更好的知识。如果一定要说我鼓吹了什么，那必定是那些在现代社会讨论人类事务时被忽视或者被压制的关于人性的科学发现。

否认人性存在的恶果

为什么说把关于人性的科学发现整理出来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拒绝承认人类的本性，就像维多利亚时期人们谈性色变一样，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它会带来科学发现和学术研究的扭曲，我们的公共话语及日常生活都会受到影响。逻辑学家告诉我们，最简单的矛盾之处就可以使得一系列观点站不住脚，从而使谎言扩散开来。当来自于科学的证据和人类的常识都表明人性确实存在时，那种否定人性存在的教条主义，正面临着这种窘境。

首先，那种认为人类心智是一块白板的教条扭曲了关于人类的研究，从而使得公众和个体依据这些研究做出决策时受到影响。比如，很多关于儿童抚养的政策都是建立在父母和儿童行为之间存在相关性这样一种研究发现之上的。父母仁爱，孩子会比较自信；父母强调权威（既不放任又不严惩），孩子会有良好的举止；父母经常和孩子交谈，孩子语言技能会比较高；等等。每个人都认为要想培养出最出色的孩子，父母必须充满仁爱、威严和善于交谈，如果儿童没有表现得这么出色，那肯定是父母的问题。但这种论点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之上的：儿童的心智就是一块白板。然而要知道，父母提供给孩子的，除了家庭环境之外，还包括基因。因此，父母和儿童之间的相关性可能源于这样一种可能性：使父母充满仁爱、威严和善于交谈的基因可能同样会使得儿童充满自信、行为良好、能言善辩。除非我们对被收养的儿童（他们从父母那里获得的只有环境，没有基因）也进行研究，看看到底是基因造就了所有的不同，还是父母教养导致了所有的差异。然而，几乎在所有情况下，研究者考虑的都是最极端的情况：父母的养育意味着一切。

视人性的存在为禁忌，不仅使研究者不敢越雷池一铂而且还使任何关于该问题的讨论都成为一种被禁止的异端邪说。很多作者为了否定人性的存在，甚至放弃了逻辑和最基本的素养。他们通过一些最初级的区分：“一些”与“全部”，“可能”与“总是”，“实然”与“应然”，从而将提倡人性的说法描绘成一种极端主义的教条，以避免读者去关注这些学说。他们对这些观念很少进行理性分析，往往代之以政治层面的污蔑和人格层面的攻击。这种对学术氛围的毒害，让我们无法去分析那些关于人性的重大问题，要知道新的科学发展正在使这些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

对人性的否认已经超出了学术界，导致了知识研究和常识的分离。我撰写这本书，最初的想法源于我收集到的一些评论员和社会批评家关于人类心理可塑性的令人惊诧的言论：小男孩之所以会争吵、打闹是因为大人鼓励他们这样做；儿童之所以喜欢吃糖，是因为他们的父母经常用糖来奖励他们，从而鼓励他们多吃蔬菜；十几岁的青少年从英语拼字比赛和学术奖励中学到的东西会使得他们相互比拼容貌和时尚；男人可以通过对艳遇对象的想象获得性高潮，这是由他们的社会化方式决定的。问题在于，这些观点不仅荒唐可笑，而且可能经不起常识的拷问。这是狂热信仰的典型心智特征，信徒们通过炫耀这些虚假的信条来显示自己的虔诚。在我看来，这种心智无法与对真理的尊崇共存，它是当前知识界一些令人遗憾的潮流的根源。这种潮流的表现之一就是，一些学者公然表达了对真理、逻辑和证据这样一些概念的轻视。另一种表现就是知识分子的言不由衷，在公开场合的发言和他真正相信的往往不一致。第三种表现就适意大放厥词的“政治取向错误”的节目主持人文化的盛行，这些主持人既反智又固执，而知识界的研究在社会大众眼中可信度的丧失，无疑又进一步纵容了他们的口无遮拦。

最后一点，对人性的否定不仅使批评界和学术界分崩离析，而且还对现实世界中芸芸众生的生活造成了伤害。那种认为父母可以像捏泥块一样塑造自己孩子的观点，给儿童抚养方法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其中的一些方法明显违背了儿童的天性，甚至有些显得极为残酷。当那些母亲试图在她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做出权衡时，这种观点会限制她们的选择，而且会让父母因孩子没有按照自己期望的方式发展而更加烦恼。那种认为人类的好恶只是一种可逆转的文化产物的观念，使得社会计划者抹煞了人类对于装饰、自然光、人性化的需求，强迫上百万的人们住进毫无生气的水泥盒子里。那种认为一切罪恶都是社会产物的浪漫观点，使那些危险的精神病患者被释放出来，而这些人极有可能会给无辜的人们带来伤害。那种认为人性可以通过大规模的社会运动进行重新塑造的信念更是导致了人类历史上一些极大的暴行。

科学视角下的人性观

   我的很多观点都是通过冷静分析得出的，从逻辑上说，承认人性的存在并不会带来很多人所担忧的消极影响，而且我将证明，这反而会带来积极的效果。契诃夫说：“当你向人类展示他是什么样的时候，他会变得更好。”因此关于人性的科学新发现，带来的将是一种更加现实的、建立在生物学知识之上的人道主义。它将揭示出，虽然没有两个人拥有同样的面孔，各种地方文化也存在着种种差异，但这种种差异都只是一种表象，就本质而言，人类拥有同样的心理结构。它使得我们赞叹人类心智的复杂性，心智运行得如此奇妙，以至于我们往往把这看成是理所当然的。它确认了道德直觉的存在，使得我们可以光大这种直觉以改善人类的命运。它将会带来一种更加自然的人际关系，鼓励我们在接人待物时关注对方的真实感受，而不是像一些理论所宣称的他们应该是怎样的感受。它提供了一块试金石，当苦难和讶出现时，我们能够对之进行明辨，从而揭开强权者看似合理的借口背后的荒谬。它使得我们能够看穿那些自封的社会改革家的鬼把戏，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只会剥夺我们的快乐。它使得我们再次赞叹民主和法治的伟大成就。它为艺术家、哲学家在新千年对人类境况的反思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对人性进行一番认真探讨在任何时候都是合适的。在整个20世纪，许多知识分子在论证人类的高贵品质时，立论的材料都经不起推敲，比如，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人们彼此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他们的内心并没有什么卑劣的动机，就本质而言，他们完全有能力去做出自由的选择。这些观点如今都受到了来自心理学、大脑科学、基因科学和进化领域的新进展的质疑。单单“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就将史无前例地为我们揭开人类智力和情感的基因根源，这会让我们豁

然猛醒。新科学的发展已经对那种否定人性存在的观点构成了挑战。如果我们不想放弃和平、平等这样一些价值观，以及对科学和真理的热爱，那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能将这些价值观建立在那种轻而易举就被证明是错误的关于人类心智的观念之上。

   本书适合的阅读对象是：想了解人性是如何成为一个敏感话题的人，或者想了解向这一禁忌发起挑战的确是充满危险还是仅仅是因为人们不熟悉而抗拒它的人。它还适合那些对人类这一物种的最新研究发现好奇的人，以及那些好奇如何对这些新的发现提出合理批评的人。本书也适合那些怀疑视人性的存在为禁忌将会导致我们无法很好应对人类当前面临的迫切挑战的人。本书还适合那些认为心理、大脑、基因和进化科学的新发展将会永远改变我们对自身看法的读者，进而他们会思索我们先前所信奉的那些价值观将会消亡还是得以保存，还是会得到强化（我将具体阐明这一点）。

第一部分 “白板说”的兴起与挑战

三种流行的人性论

白板说

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人性论，以便对他人的行为做出预期。约翰· 洛克的“白板说”在当今知识界占据着重要地位，卢梭的“高贵的野蛮人”和笛卡尔的“机器中的幽灵”也颇受追捧。今天，很多学者向这些昔日的流行理论发起了挑战。

每个人都持有自己的一套人性论，据此对他人的行为做出预测，也就是说，我们都需要一种理论来解释“是什么原因激发人们做出某类行为”。认为思想和情感会引发行动，这是一种被默认的人性论，它深深影响着我们看待人性的方式。我们内观自己的心理活动，并假定周围人与自己相似，同时还对人们的外在行为进行观察并加以概括，通过此类方式来补充我们的人性论。我们还会采纳来自知识分子的洞见，如权威专家的看法和一些传统智慧。

我们所持的人性论是我们生活的重要源泉。在准备对他人进行劝说或者威胁时，或是决定告知其真相还是欺瞒时，我们都会从人性论的角度加以考虑。我们所持的人性论还引导我们如何经营婚姻、养育子女以及调整自己的行为。人性论中关于学习的假设影响着教育政策的制定，关于动机的假设影响着经济、法律以及犯罪等问题的政策制定。人性论界定了什么是人们轻而易举就能够获得的，什么是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或艰难的努力才能获得的，甚至什么是人们根本不可能企及的，因此，人性论从根本上影响着我们的价值观—作为个体或社会而言，什么是值得为之奋斗的。在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政治体制中，相互对立的人性论往往交织在一起，这也正是历史进程中许多冲突的根源所在。

数千年来，关于人性的诸多理论多源于。例如，和教的教义中，提供了许多关于人性问题的解释（这些问题在今天仍然是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内容），如人类是依照的形象创造的，与动物之间没有任何关联；女性是由男性衍生而来的，注定要受到男性的统治；心灵属于一种非物质实体：它所具有的力量并不仅限于生理结构中；即使肉体死亡，灵魂依然能够继续存在。心灵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道德感，爱的能力，辨认某种行为是否遵循真善美原则的判断力，选择行为方式的决策能力；这种决策能力不受因果规律的约束，因此它具有选择罪恶的内在倾向性；我们的认知和感知能力之所以能够精确地发挥作用，是因为在其中植入了一些观念，使得它们与现实相对应，同时他（）也协调着人的认知能力和感知能力与外部世界的运作；心理健康就源自能够识别的意图，弃恶扬善，爱，并以之名去爱我们每一个人类同伴。

和教理论主要基于《》中所描述的事件。我们知道，人类心理与动物心理之间并没有多少共同之处，这是因为《》中讲惮人类是由单独创造出来的。接下来《》提惮夏娃是由亚当的一根肋骨造出来的，因此女人是按照男人的设计而被制造出来的。我们可能会猜测，人类的决策并不一定是由某种原因导致的，因为坚持让亚当和夏娃为他们偷吃智慧树上的苹果而付出代价，这说明他们本可以做出其他的选择。作为对夏娃逆反行为的惩罚，女人就应该被男人支配。亚当和夏娃的原罪就由男人和女人们继承下去。

和教的观念仍然是当今美国最为流行的人性论。根据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76%的美国人相信造物说，79%的人相信《》中描述的那些奇迹曾经真实发生过，76%的人相信天使、魔鬼以及其他非实体的灵魂的存在，67%的人相信他们死后将会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只有15%的人认为查尔斯· 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进化论是对地球上人类起源的最好解答。右翼政治家们明确表示拥护理论，而没有一个主流的政治家敢公然与之对抗。然而，宇宙论、地质学、生物学和考古学等现代科学使得具备科学文化素养的人不再相信《》中关于造人的故事是真实的。因此，和教的人性论不可能再被大多数学者、新闻记者、社会问题分析专家以及其他知识分子公然拥护。每个社会都必须围绕一种人性论来运作，而知识主流则致力于另外一种理论。

这种理论很少被清楚地阐述出来或者被其他人公然接受，但它却能够在诸多信仰和政策中居于核心地位。伯特兰· 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写道：“一个人，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被一大堆安抚性的信念包围着，就好像夏天到处都会有蚊子在耳边嗡嗡叫一样。”对当今的知识分子来说，很多这样的信念都与心理学以及社会关系相关。我将那些理论归类为“白板说”，“白板说”认为，人的大脑并不存在固有的结构，而是可以由社会或者人类自身随意塑造。

上述这种人性论，即本书的标题，认为几乎不存在什么先天的人性。由于各种都有其各自的一套人性论，因此各种人性论也承担了的部分功能，“白板说”也成了当代知识分子的世俗信仰。“白板说”被视作价值观的来源，因此，即便该理论是建立在“复杂的心灵源自虚无”这一奇迹之上的，它的地位也没能被撼动。对“白板说”的挑战来自一些无神论者和科学家，这让不少信奉该学说的人陷入了信仰危机，也使得其他一些信仰者对这些挑战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而这种攻击通常是指向异教徒和异端论者的。正如许多传统最终会将自身与来自科学的外在威胁进行调和一样（比如，由哥白尼的“日心说”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引发的科学），我认为，我们的价值观也将会在“白板说”的废墟上继续存在着。

本书第一部分主要讲述“白板说”在当今知识界占据的优越地位，以及向其发起挑战的有关人性的新观点及文化。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见证由这一挑战引发的忧虑（第二部分），以及如何缓解这一忧虑（第三部分）。然后，我将阐明一套更加翔实的人性观可以如何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看待语言、思维、社会生活和道德等问题（第四部分），以及如何澄清关于政治、暴力、性别、养育子女和艺术的争议（第五部分）。最后，我将证明，为何“白板说”的消逝并不会像其乍看起来那样让人感到忧虑，而且也不会在某些方面引发性的剧变（结语部分）。

白板是对古老的拉丁语“tabularasa”一词的一种比较宽泛的解释，从字面来看，“tabularasa”意指“被擦得干干净净的写字板”。通常这一说法要追溯到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尽管他实际上使用的是另一种隐喻的说法。下面是选自其经典著作《人类理解论》（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中非常著名的一段话：

让我们假设，人类的心灵如同所说的那样，是一张没有任何印迹的白脂不存在任何思想。那么，人的心灵是如何形成的呢？人类大脑中所具有的复杂且无穷无尽的想象力是从哪里来的呢？人类拥有的推理知识和能力又从何而来呢？对于该问题，我的回答是来源于“经验”。

    洛克针对的是那些强调先天观念的理论。这些理论认为，数学理念、永恒真理以及关于的概念都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洛克提出的另一套理论，即经验论，既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心理学理论（即人类的心智是如何运作的），又可以被看作一种认识论（即我们是如何认识事实真相的）。上述双重目标激发了他的政治哲学思想，而这通常又被人们尊奉为自由民主的基石。洛克反对那些维护政治现状的教条主义论断，比如教会的权威以及国王的神圣权力，而这些在当时被吹捧为不证自明的真理。洛克认为，社会契约应该通过协商来制定，而且还应当获得双方的认可，还应该以每个人都能理解的知识为基础。既然思想来源于经验，而每个人获得的经验都是不同的，那么观点的差异就并不是因为一种思想掌握了真理，而另一种思想存在缺陷，而是因为这两种思想都有其不同的历史成因。因此，这些差异应该被包容而不是受到压制。洛克的“白板说”瓦解了皇室世袭制和贵族特权，因为这些皇亲贵族和其他人一样，大脑原本都是白板一块，他们无法再

声称自己拥有先天的智慧和优越性。“白板说”还抨击了奴隶制，认为不能把奴隶看成是天生低人一等或者原本就应该居于受奴役的地位。

   在20世纪，“白板说”成了许多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议题。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心理学试图用一些简单化的习得机制来解释所有的思维、情感和行为。社会科学试图把所有的风俗习惯以及社会安排看成是儿童在文化环境影响下不断社会化的产物。这些文化环境包括词汇系统、形象、刻板印象、角色模型和奖惩条件等。从人类的思维方式来看，一系列数量不断增加的概念（诸如情感、血缘关系、性行为、疾病、天性和世界等）似乎是天生就有的，而现在却被认为是“被创造的”或“被社会建构而成的”。

   “白板说”也已成为政治理念和伦理观念的圣典。依照这种学说，我们看到的有关种族、民族、性别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任何差异都并非源自先天素质方面的不同，而是源自经验上的差异。通过改变个人经历，包括重塑父母养育子女的方式、教育、媒介和社会奖励机制，就能改变这个人本身，而学业不良、贫困以及反社会行为等问题也能得到改善，而不这样做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依据所谓先天的性别或者种族特质而造成的歧视，也是非常盲目和不理性的表现。

高贵的野蛮人

   “白板说”通常伴随着另外两种理论学说，它们在现代知识界也拥有着神圣的地位。第一种理论通常要追溯到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 1712—1778），尽管这一观点真正的出处是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1631—1700）1670年发表的《格拉纳达的征服》（The Conquest of Granada）：

我像大自然最早创造出的人类那般逍遥，

束缚人的规则尚未运行，

那高贵的野蛮人在林中纵横驰骋。

   “高贵的野蛮人”这一概念是欧洲殖民者在美洲、非洲以及（后来的）大洋洲发现了当地土著居民时产生的。它认为，人在自然状态下是天性无私、崇尚和平、无忧无虑的，而贪婪、焦虑以及暴力这些负面事物都是文明的产物。卢梭在1755年写道：

    许多人竟草率地得出结论：人天生是残忍的，需要借助文明制度来约束。实际上，当大自然让人类同样远离野兽的愚昧和文明人狡黠的智慧时，再没有比原始状态中的人更为高贵的了……

   对此，我们越加以深思，便越觉得这一状态极不容易发生变革，而且也是最适合人类的一种状态。除非由于某种不幸的偶然事件，否则自然人会永远停留在他的原始状态。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这种偶然事件最好永远不要发生。我们发现的野蛮人几乎都处于这种状态。他们的事例似乎可以证实：人类生来就是为了停留在这种状态的。这种状态是人世真正的青春，后来的种种进波指脱离自然状态）表面上使人的理性趋于完善，实则却使整个人类败坏了下去。

在卢梭参考的作家群中，首先要提到的是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霍布斯提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论断：

由此，我们显然可以看出，在没有一个公共权力使大家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只能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中，而且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

在这种状况下，产业是无法存在的，因为其成果带有不确定性。因此，土地栽培、航海、使用进口商品、舒适的建筑、移动与卸除需花费巨大力量的物体的工具、地貌知识、时间记载、文艺、文学和社会等都将不存在。而最糟糕的是，人们会处在暴力死亡的持续恐惧和威胁之中，他们的生活孤独、贫困、卑劣、残忍而短寿。

霍布斯认为，人们只有将自己的自主权交给一个统治者或统治集团，才能够脱离这种悲惨、恐怖的生存状态，他将这一统治者称为利维坦（levithan）。利维坦是一种希伯来语的说法，指的是耶和华在创造万物之前所降服的巨型海中魔兽。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擅长纸上谈兵的人类学家中，谁的说法是正确的？如果人类确实是高贵的野蛮人，那么专制独裁的利维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事实上，由于强迫人们划定私有财产并由国家进行认可（原本他们是可以共享这些财产的），利维坦引发了贪婪和争斗，而人们设计利维坦的初衷是要对这两者加以控制的。追求幸福的社会生活将成为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消除那些阻碍我们获得幸福的制度壁垒。反过来看，如果人们天生就是卑劣的，那么最理想的情形就是借助和军队等强制手段来阻止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对于个人生活来说，上述两种理论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每个孩子在出生之时都如同一个野蛮人，也就是说尚处于未开化的状态。如果野蛮人天生就是高贵的，那么养育孩子就是为他们提供各种机会以促进其潜能的发展，可见，邪恶者是由于社会原因才走向堕落的。如果野蛮人天生就是卑劣的，那么养育孩子就相当于将其放置在一个充满约束与冲突的训练场，邪恶者正是表现出了其未被完全驯服的阴暗面。

   哲学家们的原著往往比他们在教科书中提出的那些理论复杂得多。事实上，霍布斯和卢梭的观点之间并不存在太大的分歧。与霍布斯一样，卢梭也错误地认为，野蛮人是与世隔绝的，不存在丝毫的爱与忠诚，他们既不勤劳，也不具备任何技能。卢梭甚至还认为，野蛮人不具备任何语言能力。因此，与霍布斯相比，卢梭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霍布斯把利维坦描绘成集体意志的化身，而这种集体意志要通过某种形式的社会契约才能得以实现；卢梭最为有名的著作是《社会契约论》（The Social Contract），在这本书中，他呼吁人们要使自我利益服从于“公共意志”。

尽管如此，霍布斯和卢梭却对人类的自然状态做出了截然相反的描述，而这一问题在过去的数个世纪里一直激发着思想家们的灵感。所有人都意识到“高贵的野蛮人”学说对当代人的观念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可以看惮当下人们崇尚各种天然事物（如天然食物、天然药物、自然分娩），质疑各类人工制造的事物，而权威式的抚养和教育方式已经陈旧过时，人们认为社会问题属于制度中可以补救的缺陷，而不是人类生存状态中固有的灾难。

机器中的幽灵

另一种常常伴随“白板说”的圣典要追溯到科学家、数学家兼哲学家的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 1596—1650）：

心灵和肉体之间有很大差别，这个差别在于，就其性质来说，肉体永远是可分的，而心灵完全是不可分的……当我考虑我的心灵时，也就是说，当我把自己仅仅作为一个正在思考的事物时，在我心灵里划分不出任何部分来，只能把我自己理解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且，尽管整个心灵似乎与整个肉体结合在一起，可是当一只脚或一只胳膊或别的什么部位从我的肉体上截去的时候，一定没有从我的心灵上截去什么东西。我能意识到自己的心灵中什么也没有缺失。从真正意义上来说，愿望、感觉和理解等功能也不能算是心灵的一部分，因为心灵是服务于愿望、感觉和理解等活动的。可是，物质性的或者有广延性的东西就完全相反，因为凡是物质性的、有广延性的东西，无一例外地都可以很容易被我用思维划分成很多部分……无须从别处知道，单凭这一点就足以告诉我，人的心灵或灵魂是与肉体完全不同的。

三个世纪后，批评家、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 1900—1976）为笛卡尔的这套学说赋予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名称：

有这么一套关于心灵本质及其栖居地的学说，它在理论研究者当中非常盛行，甚至在普通人当中也非常盛行，因而应称之为“官方理论”……这套官方理论主要来自笛卡尔，它的主要思想大致是这样的：可能除了白痴和襁褓中的婴儿之外，每个人都拥有一个躯体和一个心灵。有些人则宁愿说，每个人都既是一个躯体又是一个心灵。通常，他的躯体和他的心灵是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在躯体死后，他的心灵可能依然存在并发挥作用。人的躯体存在于空间之中，并服从于支配着空间内存在的其他一切事物的机械法则……但心灵却不存在于空间之中，它们的活动也不受机械法则的支配……

……上述就是这种官方理论的大致情形。我经常贬斥这个理论，并称之为“机器中的幽灵的教条”。

“机器中的幽灵”与“高贵的野蛮人”一样，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出于反对霍布斯的观点而提出的。霍布斯认为，和心灵都可以用机械主义的词汇来解释。光线使我们的神经和大脑活动起来，形成了所谓的“看见”。大脑也可以持续动作，就像船划过水流的尾迹或者是被拨动的琴弦的颤动，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想象”。大量的事物不断出入大脑，就形成了所谓的“思维”。

对于“心灵是按照物理法则运行的”这一观念，笛卡尔是拒绝接受的。他认为，行为，尤其是言语行为，不是由其他原因导致的，而是我们自由选择的。他注意惮与躯体和其他自然物质不同，意识是不可分割的，也不能在空间中呈现出来。他指出，我们不能怀疑心灵的存在（事实上，不可否认，我们每个人就是一个心灵存在），因为思维活动本身就预先设定了“心灵是存在的”这样一个前提。   但我们可以怀疑躯体的存在，因为我们可以把自己想象成非实体的精神，只有在梦境、幻觉情境下，我们才是有躯体的。

   笛卡尔还在他的二论（即认为心灵与肉体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事物）中发现了道德红利：“可以想象一下，动物的灵魂在本质上与我们是相同的，因此在终结之后，我们就如同昆虫和蚂蚁一样，没有任何值得担忧或期待的东西了。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更为有效的方式可以将人类孱弱的精神引向通往的光明大道上。”赖尔对笛卡尔的两难困境做了如下解释：

   当伽利略表明，他的科学探索方法能够提供一种力学理论，可以说明任何存在于空间中的事物时，笛卡尔的内心出现了两种彼此冲突的状态。作为一个科学天才，他只能选择赞同力学主张，但作为一个有信仰和讲道德的人，他却不能像霍布斯那样接受这些力学主张的附加条款，即认为人性仅仅在复杂程度上不同于钟表构件，这令他感到特别沮丧。

将我们自己视作经过美化的齿轮和发条，这确实让人很不舒服。机器本身没有知觉，它只是制造出来供人使用的工具。而人类则具有感知能力，拥有尊严、权利以及至高无上的尊贵感。一台机器只具有一些普通的功能，如碾磨谷物或者削铅笔，而人则具有更高级的功能，如喜爱、崇拜、善举以及创造知识和创造美。

机器的活动表现主要由那些不可违背的物理和化学定律所决定，但人的行为表现却是其自由选择的。有选择才会有自由，我们才会对未来的可能性持一种乐观态度。同时，选择还意味着责任，因此人们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当然，如果心灵与肉体是相分离的，那么当肉体毁灭时，心灵仍然可以继续存在，我们的思想和欢乐也不会在某一天永远消逝。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许多美国人仍然坚信灵魂是不朽的，认为它是由一些非实体的物质构成的，而这些物质能够与肉体相分离。然而，即使是一些没有明确承认上述观点的人也仍旧会这样猜想：我们的大脑中除了电波活动和化学反应外，必定还有某些不甚明了的东西存在。正是由于选择、尊严和责任等人类所独有的天赋，才使我们与宇宙中的其他万事万物从根本上区分开来，这一看法似乎与那种认为“人类只是分子的有机组合”的观点格格不入。那些试图用机械论的

术语解释行为的人，往往被指责为“还原论者”或“决定论者”。事实上，那些指责者们并不确切地知道这些词语的真正含义，但所有人都明白，他们是在用这些词语指代那些不好的事情。灵肉分离的思想已经普及到了日常用语中，比如，当我们说“动动你的脑子”，其实意指的是“身体之外的经验”；当我们说“约翰的身体”或“约翰的脑袋”时，其实已经预设了一个所有者—约翰，并且这个所有者与其大脑之间是可以分离的。专栏作家有时候会探讨“大脑移植”的问题，但事实上应该称之为“大脑器官移植”，因为正如哲学家丹尼尔· 丹尼特（Dan Dennett）指出的那样，这是一种器官移植手术，而最好是成为捐赠者而不是受赠者。

从逻辑上看，“白板说”“高贵的野蛮人”以及“机器中的幽灵”（或者像哲学家称呼的那样，经验主义、浪漫主义和二论）这三者之间是没有关联的，然而在实践中它们却经常彼此交织在一起。如果大脑如同白板一块，严格来讲，它就不可能发出行善或作恶的指令。但善与恶之间并不是对称的：伤害人的途径比帮助人的途径更多，善行对人的帮助并不足以抵消恶行对人的伤害。因此，与一个拥有各种动机的大脑相比，如同白板一块的大脑注定会给我们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因为它不单单无法行善，更为重要的是，它也不能作恶。事实上，卢梭并不认为人的大脑是白板一块，但他却认为，不良行为是学习与社会化的产物。

“人是邪恶的，”卢梭写道，“持续不断的悲惨经历使得关于这一论断的任何证明都显得毫无必要。”但人的邪恶又源于社会：“在人的心灵中，根本就没有生来就有的邪恶，任何邪恶我们都能说出它是什么样子又是从什么地方进入心灵的。”如果日常话语中的隐喻可以作为一种线索的话，那么我们所有人都会像卢梭那样，将大脑的空白状态与在一起，而不是和空无一物在一起。尝试去思考一下这些词语所蕴含的道德内涵。形容词：清白的、公平的、无瑕的、纯粹的、纯真的、纯洁的、未玷污的、未受污染的；名词：玷污、污点、伤痕、瑕疵、污染。

既然大脑是白板一块，那么它就很适合作为幽灵栖居的场所，这样一来，“白板说”自然就可以与“机器中的幽灵”学说共存了。如果幽灵掌管了机器，那么工厂就能以最小部分的设备来运载这一机器装置。不需要高科技的执行程序、操控系统或者CPU，幽灵就可以阅读身体的各种信息，操控身体这个机器。行为控制与钟表结构之间的区别越大，我们就越不依赖于像时钟那样受控的机械行为。基于同样的原因，“机器中的幽灵”理论与“高贵的野蛮人”学说之间也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如果机器做出了一些可耻的行为，我们可以责备幽灵，因为那些不义的行为是由它决定执行的，我们也就无须深究机器设计上的缺陷了。哲学已经不再受人尊崇，很多科学家把哲学看作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思考。当我的同事内德·布洛克告诉他的父亲自己准备主修哲学时，他父亲的回答是“luft”，即犹太语中“空气，不真实”的意思。还有这样一个笑话，一个年轻人告诉他的母亲自己即将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的母亲说：“太好了！但是……但是哲学是哪种疾病？”

   虽然哲学现在被认为毫无价值和不切实际，但是许多世纪以来，哲学家们的思想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力。“白板说”以及伴随它出现的其他学说已经渗透到了我们这个文明社会的传统智慧中，并且经常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被再次提及。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 1756—1835）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写道：“儿童是被放在我们手中的原材料，他们的心灵就像一兆纸。”沃尔特·迪斯尼（Walt Disney）也受到“白板说”隐喻的启发，他写道：“我认为孩子

们的心灵就像一本空白的书，在个体的前几年，生活将会在这本书上进行浓墨重彩的刻画。刻画的质量将会对这个孩子未来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洛克肯定想象不到的是，他的话会在某天导致“小鹿斑比”这个形象的出现，迪斯尼创作《小鹿斑比》（Bambi）这部动画片的意图是教导人们自力更生；卢梭也不可能想象到波卡洪塔斯（Pocahontas）这个最后的“高贵的野蛮人”的出现。甚至，卢梭的观点似乎与《波士顿环球报》的一位社论作者之间颇有几分相似之处，该作者在其新近发表的一篇感恩节社论中这样写道：

   我认为，与今天的社会相比，美国土著居民拥有更加稳定和幸福的生活环境，那里的野蛮现象也更少……不存在任何就业问题，社会更加和谐，人们根本不知道药物滥用这种事情，犯罪现象也几乎不存在。部落之间的冲突多是通过仪式的方式来解决的，很少会发生不分青红皂白的肆意屠杀。即使在艰苦的岁月里，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仍是比较稳定和有保障的……因为土著居民尊重自己周围的一切事物，根本不会出现因污染或生物灭绝而导致的水资源短缺或者食物资源的浪费问题，而诸如篮子、船只、小木屋以及木柴等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也不会出现短缺。

当然，有人也对此提出了质疑：

   当今，“机器中的幽灵”依然能够让人们感觉到它的存在。2001年，乔治·布什宣布，如果科学家为了提取干细胞而不得不毁坏新的胚胎，那么美国政府将不再对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进行资助（美国之前的政策允许研究者从胚胎中抽取干细胞群进行研究）。为了推行这项政策，布什不仅咨询了科学家，还咨询了哲学和领域的思想家。在这些思想家当中，许多人都用“赋予灵魂”一词来指代这其中的道德问题，该词指的是“将来能成长为一个人的细胞群被赋予灵魂的时刻”。一些思想家认为，赋予灵魂虽然是在概念层面发生的，但从道德层面来看，它意味着卵泡（受精卵发育五天后的胚胎形态，干细胞就是从其中取出的）与一个人是等同的，因此毁坏卵泡也是一种谋杀行为。这些观念被证明具有决定性意义，这意味着美国在制定这项有关21世纪最具发展前景的医学技术的政策时，考虑的这个道德问题实际上与几个世纪前就出现的问题一样：“幽灵是何时进入机器的？”

这些仅仅是“白板说”“高贵的野蛮人”学说以及“机器中的幽灵”学说在当代知识界的部分影响。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会看惮启蒙哲学家们这些看似不切实际的观点在现代人的观念中是如何得以巩固的，以及它们又是如何被最新科学研究发现所质疑的。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衰落

丹麦语言学家奥托· 叶斯柏森（Otto Jespersen, 1860—1943）是历史上最受爱戴的语言学家之一。他的著作生动有趣，直至今天依然深受很多读者的喜爱，他在1905年出版的《英语的发展与结构》（Growth and Structur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一书更是如此。虽然叶斯柏森的学识归属于彻头彻尾的现代主义，但那本书的开头却提醒我们，它并不是一本带有现代意味的著作：

无论何时，只要我思考英语这门语言，把它与其他语言进行对比，就会有一个想法在我的大脑中挥之不去：这门语言好像具有特别明显的阳刚之气，它就像是一个成熟的男人，孩子气和女性化与它绝缘……

为了论证这些观点，我随机选取了夏威夷语中的一句话：“I kona hiki ana aku ilaila ua hooipa ia mai la oia me ke aloha pumehana loa.”并将它与英语加以对比，夏威夷语就是按照这种方式进行表达的，没有一个单词以辅音结尾，也没有一组或者更多的辅音字母构成的单词。谁会想到这样一种听起来欢快悦耳而又协调的语言，给人的总体印象竟然充满了孩子气和女人气？因此，你不可能期待一个讲这种语言的人会充满活力和能量。这种语言似乎只适用于热带地区的居民，那里土壤肥沃，几乎不需要什么人工就能生产出人们需要的所有东西。因此，在那里生活的人们不需要与自然抗争，也不需要与周围人抗争。我们发现，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中也存在着类似的语音结构，当然相似程度要低一些。真正的差别在于欧洲北部的语言。

任何一个具有现代思想的读者无不为这段话中的大男子主义、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而感到震惊：它暗示女人充满了孩子气，刻板地认为殖民地人民都是懒汉，并毫无根据地拔高自己的文化。同样让人感到惊奇的是这位大学者的偏执立场，他竟然如此主观地断定一种语言是“成熟的”“充满阳刚之气的”，这简直没有任何意义。他毫无根据地把一种个性特质扩展到整个人类，然后鼓吹两种理论，即语音体系反映了一种个性，温暖的气候滋生了惰性。他甚至没有使用任何相关数据来支撑自己的观点，更不用说进行因果检验了。即使以他自己的国家为依据，这样的推理也是站不住脚的。像夏威夷语这样带有辅音-音音节结构的语言，在传达同样的信息时需要更长的单词，要是夏威夷人缺乏“活力或能量”的话能做到吗？英语的辅音连接音节在说话时容易被漏掉，并导致误听，要是英国人讲逻辑、有条理，还会这样吗？

然而，最让人感到恼火的是，叶斯柏森忘了他的这些论述可能会引起反对意见。叶斯柏森坚信他的读者都是他的同胞，都是说“我们”北欧话的人，因此他想当然地认为这些人和他有着同样的偏见。他极富诱导性地问道：“谁会怀疑呢？”他断言：“你不能指望使用那种语言的人会充满活力。”叶斯柏森还认为女性和其他民族的劣等性是不辩自明的，也无须对持有这种观点感到抱歉。

我列举叶斯柏森作为那个时代男人的例子，是想说明标准是如何转变的。这段话只是从一个世纪前的知识界随机抽取出来的。在19世纪或20世纪初的知识分子的著作中，随处可见类似令人恼火的论述。那个时代的白种人觉得自己承担起了领导责任，他们领导着“那些刚刚被发现的、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孩子的阴郁的其他人种”。那个时代的海滩上挤满了惨遭无情拒绝的偷渡者，那个时代的欧洲帝国主义势力互相仇视，有时还大打出手。帝国主义、移民、民族主义以及奴隶制的合法性使各个种族之间的差异凸显。有些种族看起来受过良好教育，有文化、有教养，有些种族则显得愚昧落后，有些种族则在用拳头和棍棒来捍卫自己的安全，有些种族则通过纳税依靠政府和军队来保护自己。这很容易让人得出结论，认为北欧人属于优等民族，理应去统治其他种族。这就像那种认为女人天生就适合做饭、做和照顾孩子的观念一样，因为有“研究”显示，脑力劳动会对女性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造成伤害。

种族偏见也被罩上了科学的外衣。达尔文的进化论被错误地用来说明知识和道德的进铂而脱离了它的本意，即解释生物如何适应自己所面临的生态环境。这很容易让人觉得非白种人的进化阶段介于类人猿和欧洲人之间。更糟糕的是，达尔文的追随者赫伯特· 斯宾塞（Hebert Spencer, 1820—1903）认为，那些不切实际的社会改良家如果试图改善贫困阶层和贫困种族的生活，他们就是在干预进化进程。在斯宾塞看来，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贫困阶层和贫困种族是不适应进化过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应该叫社会斯宾塞主义，因为达尔文一点儿也不赞同这些主张）的信条对诸如约翰· 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和安德鲁· 卡内基（Andrew Carnegie）这样的人产生吸引力毫不奇怪。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 高尔顿（Francis Galton）曾经建议，应该通过一种他称为优生学的方法来阻止不健康的婴儿降生，以促使人类更好地进化。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加拿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美国的30个州以及德国相继通过了一系列法律，主张对违法者和低能者实施绝育，以确保人类的进化。纳粹党后来也用自己高人一等的种族意识形态作为杀害数百万犹太人、吉普赛人和同性恋者的借口。

我们走过了一条漫长的道路。虽然一些比叶斯柏森的主张还要糟糕的观念依然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以及我们这个社会的部分地区存在，但在西方民主社会知识界的主流群体中已经扫除了这些观念。今天，美国、英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任何一位有名望的公众人物都不能再随意贬低女性，或者散布诽谤其他种族和民族的刻板偏见。有识之士也尽可能地对自己潜在的偏见保持警觉，用事实和他人的感受来反观自己的偏见。在公共生活中，我们尽可能地从个体角度来判断一个人，而不是从他所属的性别或者民族来加以判断。我们努力区分权力与正义，个人偏好与客观价值，并由此对那些不同于我们或者不如我们的文化保持尊重。我们意识惮没有哪个官员的才智足以指导人类的进化过程。因某个民族的生物学特征而对其成员实施迫害，这样的观念只会让我们深恶痛绝。

上述这些变化是在人们经历了私刑、世界大战和大屠杀等惨痛的教训之后产生的，这些沉痛的教训揭示了对某个民族进行诋毁的惨痛后果。但它们只是一个无计划的实验（现代时期的大规模移民、社会流动以及知识扩散）的衍生物，缓慢浮现于20世纪早期。维多利亚时代的大部分绅士都想象不岛犹太先驱和士兵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建立了一个犹太国家，非洲后裔知识分子开始大量涌入美国，印度的班加罗尔成了一个软件产业聚集地。他们也无法预料岛女人能够在战争时期领导一个国家、掌控一个大公司或者赢得诺贝尔科学奖项。我们现在认识惮每种性别、每个民族的人都能取得同样的成就。

这些众多变化中也包括了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关于人性看法的一场性变革。虽然那些关于种族和性别的新观念冲击了整个学术界，但学术界也为引导这场潮流提供了支持：学术界通过书籍和杂志发表了大量关于人性的观点，也向政府官员提供专业知识。盛行的心理学理论使得种族主义、大男子主义再也无法立足。“白板说”也以标准社会科学的模式或者社会建构主义的形式在知识界被确立起来。这一模式今日已经为人勉泛熟知，很少有人去关注它背后隐含的历史。研究这场最权威的历史学家卡尔· 戴格勒（Carl Degler）对它做了如下总结：

现似乎有证据表明，那种认为世界原本可以更加自由和公正的意识形态（或者说哲学观念），在这场从生物学向文化学的转变过程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科学或者至少说某些科学原理或创新性的学术成就也促进了这次转变，但它们的作用都比较有限。这场转变最主要的推动力来自建立这样一种社会秩序的意愿：生物学具有的先天的、不可改变的力量并不能决定社会群体的行为。

虽然“白板说”是沿着心理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不同理论脉络进入知识界的，但这些理论的发展都受到了同样的历史事件和进步主义意识形态的驱动。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种关于女性和其他种族的刻板偏见已经显得非常愚蠢了。南欧和东欧的移民大军，其中包括很多犹太人，正在涌入美国的各个城市，开始谋求更高的社会地位。非裔美国人利用众多新成立的“非裔美国人大学”提供的教育机会，开始向北迁移，发起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毕业于众多女子学院的学生发起了第一波女性主义运动。在大学里，第一次出现了不再由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男性教授和学生一统天下的局面。那种认为这些人在本质上就高人一等的说法，不仅冒犯了他人，而且也与人们看到的实际情况相矛盾。社会科学对女性、犹太人、亚裔和非洲后裔的美国人产生了特别的吸引力，其中一些人还成了极具影响力的思想家。

在20世纪的前10年，很多紧迫的社会问题关注的都是上述群体中的弱势成员。应该允许更多的移民吗？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应该从哪些国家移民呢？移民一旦到了美国，应该鼓励他们融入美国社会吗？如果可以的话，怎样让他们融入呢？应该赋予女性同样平等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机会吗？应该消除非裔美国人和白人之间的隔阂吗？还有其他一些挑战则守于儿童的，如国家有责任进行义务教育。随着城市的大量出现以及家庭纽带变得松散，处境不利的儿童以及问题儿童成了每个人都可能遭遇的麻烦事，成立幼儿园、孤儿院等机构，改革学校教育，开展野外露营活动，建立人道促进会、建立男孩女孩俱乐部等一系列政策被制定出来，用以解决儿童这一首要问题。但这些社会问题至今也没有消失，最富人道主义精神的观念认为，如果得到适当的抚养和教育，获得合适的机会，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潜能来获取成功。很多社会科学家都把强化这种观念作为自己的职业。